世界銀行小記──從世界銀行看台灣

2012年7月26日，攝於世界銀行大樓北側入口。

　　在世界銀行大樓裡行走的夏天，最常想的一個問題莫過於：不被允許參與世界銀行的台灣，究竟錯過了什麼？

　　我的義大利籍老闆AL說，她在世界銀行工作，很難說為義大利帶來什麼，也很難說為世界銀行帶來什麼義大利觀點。而且世界銀行也有規定，對於在某個國家的案子，除了約聘顧問可以是當地人，世界銀行正式職員不能涉入關於自己母國的案子。
　
　　那麼在世界銀行工作，除了捐款或薪水等金錢的流動，對於個人或國家，究竟有什麼意義呢？AL說，她相信每個人都變得更謙卑，因為與不同國家文化的人共事，處理不同國家文化的問題，每個人都必須承認，不論是行事風格或在地知識，自己知道的都很有限，而不能只以自己的想法做為預設。
　
　　你說台灣人缺這個嗎？台灣人出國旅遊留學者眾，而沒有出過國的人有沒有所謂的國際視野，對他們的生活的影響可能微乎其微。台灣的企業主可能也很有國際觀，尤其富二代都被早早送出國接受歐美高等教育，這一點在中國印度的上層家庭中都非常普遍，台灣也不落人後。
　
　　問題可能在於台灣究竟怎麼看待自己。
　
　　如果台灣已經把自己看成已開發國家，在國際組織的存在本身就是意義。我的世界銀行同事中，來自德國的FD和日本的SY，都拿過他們國家旨在「送人才進國際組織」的獎學金；更不要說台灣人常常拿來開玩笑的韓國人，已經當上了聯合國秘書長與世界銀行總裁。
　
　　如果台灣把自己看成開發中國家，國際社會所倡導的政策議程或研究方法，台灣都只能輾轉得知或是完全無知。國際社會的倡導可能也帶來包袱，但台灣沒有這些包袱，可能也沒有因此表現的比較好。
　
　　德國同事FD是政治碩士背景，碩士期間到哥倫比亞國際事務學院交換，在聯合國實習，後來拿一個專門資助德國人進國際組織的獎學金，先到非洲迦納的IPA（註1）辦公室實習，接著到世界銀行，這一年的獎學金也包括帶他們到中國參訪，FD對許多國家的現況都有其見解。FD希望有一天回德國從政，目前決定先在世界銀行耕耘，因為覺得在世界銀行可以接觸相對嚴謹的政策量化分析，並對於未來幾個月將到歐亞非各洲出差，感到非常期待。
　
　　台灣未來的政治或社會領袖，有沒有可能具有跨文化經驗逼出來的謙卑與眼界？而這樣的經驗可能不是純旅遊、純學術、隨中華民國外交部駐外、或奢華型富二代送出國所可以培養的。我看到有許多可敬的前輩與同輩在台灣深耕，但是如果國際環境始終受限，在地深耕對台灣的整體提升可能也很難不受限制，令人擔心這些深耕的心血可能難以得到應有的對待。
　　
　　曾聽到有人用有點刻薄的語氣說，聽說有台灣人為了進 IMF（國際貨幣基金）工作，換了中國護照。我並不覺得台灣人拿美國護照進世界銀行有比較高尚，只是當與來自美國、加拿大、義大利、法國、英國、墨西哥、南非、象牙海岸、日本、德國、南韓、中國的同事寒喧，當同事分享剛從塞內加爾、坦尚尼亞、越南、泰國、海地、馬拉威、布吉納法索、尼日、巴西出差回來的種種…不禁對於1980年代以來，有心參與國際組織的台灣人才站在這些號稱「世界」或「國際」的組織門前不得其門而入，感到更深刻的悲哀。（註2）世界銀行不是為「世界」而存在嗎？我在世界銀行所出席的各種放眼世界的演講或論壇，當中提的議程不是以全世界為對象嗎？
　
　　不論台灣的政治定位有沒有一個答案，如果希望這群人民的福祉被世界所在乎，希望台灣這塊招牌得到世界的尊重，台灣需要更努力、更有策略與遠見，以彌補在國際組織的被迫缺席。
　
（註1）IPA的全名是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，耶魯經濟學教授Dean Karlan所成立，旨在聯繫學術研究與發展政策實務，中文介紹可參曾經在IPA工作台灣女生的部落格。

（註2）中華民國曾是世銀和國際貨幣基金的創始國，1971年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之後，台灣就不再向世銀借款，1980年中國大陸取代台灣的席位，台灣又被迫退出這兩個組織。在1980年之前，約有一百多位來自台灣或持有中華民國護照者在世界銀行或IMF任職。參天下出版社《生活經濟學》第六章〈國際經濟與你，全球金融的最後融資者──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是什麼樣的機構？〉，溫英幹博士執筆。